落筆麥積山石窟
庾信(513年—581年)，字子山，南陽新野(今河南新野縣)人，著名文學家。庾氏祖籍河南，永嘉之亂中南遷至荊州江陵，江陵就是庾信出生地。庾信生于南方，晚年滯留關(guān)中，終老于長安，無論生活，還是文學，都見多識廣，融南北之兩長，登上了時代文學的最高峰，影響極大；尤其是考慮到他還給絲路瑰寶麥積山石窟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(《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并序》)，因此，值得我們推介。
新野庾氏是東晉最高門閥，但庾信不在這個門閥里面，他們一支應(yīng)該是相對普通的士族。即便如此，其家族也是“七世舉秀才”“五代有文集”，尤其是庾信父庾肩吾，是梁朝著名文人、書法家。因此，自幼聰敏、博覽群書的庾信，便早早地嶄露頭角，十五歲起即陪太子蕭統(tǒng)讀書(任東宮侍讀)。
蕭統(tǒng)去世后，蕭綱繼任太子。蕭綱是個文學種子，其文采比庾信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因此，在蕭綱的東宮，庾氏父子“恩遇莫比”，庾肩吾任東宮太子中庶子，庾信任東宮抄撰學士。庾信就像是一個含玉出生的貴種，一入仕途，便踏進無邊的春風里。也是在蕭綱的東宮，經(jīng)蕭綱、庾肩吾、庾信、徐陵等人互相推闡，風月無邊的“宮體詩”誕生了，庾信也因此而成為宮體創(chuàng)作的健將。不過因梁末戰(zhàn)亂，他的這類作品留存極少，否則會受到更多的批評。
太清二年(548年)，“侯景之亂”變起倉皇，亂軍迅速渡江。梁武帝君臣慌亂一片，捉襟見肘。緊急時刻，蕭綱命庾信率領(lǐng)宮中文武千余人守朱雀航。朱雀航即朱雀橋，是渡過秦淮河、通往建康朱雀門的關(guān)鍵門戶。庾信以文士而膺武職，而且是關(guān)鍵時候守關(guān)鍵通道，責任重大�？墒牵斺仔磐姅耻娺B馬首都裹著鎧甲時，嚇得魂飛魄散，望敵先奔，朱雀航直接撤防，侯景長驅(qū)直入。庾信在侯景之亂中的拙劣表現(xiàn)，成為后來批評他的要點之一。
侯景攻破建康城之后，餓死了蕭衍，囚殺了蕭綱，臭名昭著。庾信身陷亂軍，后來趁機逃出，間道奔江陵。江陵的主政者是野心勃勃的梁武帝第七子、都督七州軍事的蕭繹。對于建康圍城，蕭繹見死不救，等著摘果子；庾信作為蕭綱的心腹，必然不受蕭繹待見。于是，蕭繹派遣庾信出使西魏，他想通過外交穩(wěn)住西魏，然后與北齊開戰(zhàn)。遠交近攻，蕭繹反用之為近交遠攻。
當庾信在長安城中，眼睜睜地看著西魏大軍開拔、去進攻自己的家園時，他欲哭無淚，恨鐵不成鋼。果然，三月之內(nèi)，梁朝滅亡，庾信從此長留關(guān)中，直到去世。在西魏，庾信以其隆重的文名而受到統(tǒng)治者的禮遇，曾任洛州刺史、司憲中大夫、司宗中大夫等職，閑職有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等。
雖然庾信在西魏、北周的職位不是特別高，但他的受重視程度和聞名程度卻很不一般。北周明帝宇文毓、武帝宇文邕都愛好文學，他們禮遇庾信；宗王里面，趙王宇文招、滕王宇文逌等與庾信密切往還，宇文逌還專門為庾信編纂文集(《庾子山集》)；北周公卿的墓志以庾信撰寫為榮。庾信憑借其高超的文學才華，贏得了北方士人的高度崇拜。
但在庾信心里，他卻很難融入這個群體，無論是生活，還是文化，他都深為鄙視。為了生活，他不斷地交好達官顯宦、在碑文里說好話，他也不排斥做官、甚至還兢兢業(yè)業(yè)地做官；可他的心思卻長留江南，因為那里是他的故鄉(xiāng)、故國所在，他最好的年華、最愜意的生活、最美的回憶都在南方，所以，故國之思、故鄉(xiāng)之戀就成了庾信晚境思想中當仁不讓的主題。而當他用在南方培養(yǎng)的華美文采，來描寫北方的曠野長川和落魄生涯時，其文學中原來的旖旎情思和濃艷辭采，就都升華為蒼涼勁健的格調(diào)和華美精深的文采；而這種升華，正是完美地融合了南北文化各自的精華，所謂“融南北之兩長”，“文質(zhì)彬彬，盡善盡美”，庾信也因此而登上了六朝文學的最高峰，成為“梁之冠冕，啟唐之先鞭”的偉大作家。
而當這樣偉大的作家，與藝術(shù)奇珍麥積山石窟聯(lián)袂、牽手時，石窟本身與作家自己都會煥發(fā)出異樣的光芒�！垛鬃由郊分校翊妗肚刂萏焖湻e崖佛龕銘并序》一文，顯然是為麥積山石窟而作。在四大石窟中，很少能有像庾信這樣的頂流作家撰文題壁者。所以，是庾信給了麥積山石窟以特殊的榮光。正如馮國瑞《麥積山石窟志》所贊：“令巖豁生色者，為庾信佛龕一銘。層壁摩崖，照耀寰宇。雖龍門伊闕，亦無此等偉跡�！本瓦B龍門石窟，也沒有像庾信這樣頂流作家的潤色文章。
我們還想知道的是，庾信是什么時候、什么機緣來秦州麥積山并撰寫銘文的？撰好之后，刊刻在麥積山石窟的哪個地方？這些問題并不好回答，因為今天麥積山石窟中沒有發(fā)現(xiàn)當年刊刻庾信銘文的摩崖或碑刻，而僅有明代嘉靖年間馮惟訥等人刊刻庾文的石碑。當年到底有沒有刊刻在麥積山？如果刻了，為何后來不見？不會是坍塌或毀壞了吧？如果沒有刻，那為什么不刻？誰都知道，庾信如此文豪，其文章必能大大增益石窟的價值，為什么求來的文章卻又不刻呢？似乎情理難通。
五代時，著名文人、禮縣人王仁裕曾游麥積山，作《麥積山詩》，跋曰：“石室之中，有庾信銘記，刊于巖中。”這似乎是確鑿的記載，“刊于巖中”，即刊刻在巖石上，而不在洞窟里面�？墒牵缃竦柠湻e山崖上，卻絲毫不見庾文痕跡。王仁裕到底去了沒有？是否親眼審視過？誰也無法求證。
民國以前，石窟管理者傳言，銘刻庾文的石碑放在第133窟(俗稱“藏碑洞”)，因為該窟太高，棧道損壞，無法親臨驗證。1953年，文化部麥積山石窟勘察團架設(shè)凌空棧道，終于成功登臨“藏碑洞”，發(fā)現(xiàn)造像碑18塊，遺憾的是，里面并無庾文的蹤跡。庾文到底有沒有刊刻，仍是個歷史懸疑。因為懸疑，所以有人就懷疑庾文的真?zhèn)�，說那本就是托名文章，企圖借庾信之名以重其文。我們雖不同意這些質(zhì)疑，但又找不到有力的證據(jù)來駁斥。
現(xiàn)一般認為，北周保定五年(565年)秋，周武帝宇文邕曾兩巡秦州，推測庾信可能隨行。這次隨行，恰逢秦州大都督李允信在麥積山“壁之南崖，梯云鑿道”，為其亡父造七佛龕。于是，庾信應(yīng)李允信之邀，為其撰寫銘文。還有推測說庾信可能任李允信幕僚，因作此銘。
不管如何，這些推測都為理解庾信和麥積山石窟增添了意蘊，深化著石窟的文化內(nèi)涵。也不管如何質(zhì)疑，庾信銘文就擺在那兒，收在其文集中，至少我們寧信其有，不信其無。庾信之文，與石窟中的“東方微笑”一樣，都是麥積山的金字招牌，是麥積山厚重人文的歷史見證。
(執(zhí)筆：清輝編輯：王麗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