經(jīng)史兼擅于禮尤其所長

　　辛彥之(？—591年)，隴西狄道(今甘肅臨洮)人，周、隋時期官員、學者。辛彥之祖父辛世敘曾任西魏梁州刺史，父親辛靈輔曾任北周渭州刺史。從其父、祖均任職地域來看，辛彥之應當從小生活于狄道或隴右地區(qū)，成年后，才入長安、住京城(《北史·儒林傳》稱之為“入關(guān)”)。

　　辛彥之早年受到很好的教育，他“博涉經(jīng)史”，且“不交非類”，即學習好、慎交游；唯獨與安定牛弘志同道合。牛弘后來成為著名學者、重要官員，辛彥之也不遑多讓，不僅著述豐富，而且任職頗高。早年即開始密切交往的兩人不僅聯(lián)鑣并馳，且友誼永駐，足見兩人交友品格之清。我們甚至推測，二人年紀相仿。

　　在西魏時，辛彥之得到宇文泰的器重，被委任為“中外府禮曹”，即任宇文泰軍府(都督中外諸軍事將軍府)內(nèi)專掌禮儀的官員。當時西魏軍人掌權(quán)，懂禮儀的官員很少，辛彥之精通禮學，因而成為西魏國家禮儀制度的制定者。北周時，辛彥之也任禮官，先后擔任祀典、太祝、樂部、御正四曹大夫，并晉升禮部侍郎。

　　隋文帝楊堅稱帝后，任辛彥之為太常少卿。太常，是朝廷的九卿之首、祭祀總長，太常少卿即太常卿之副。這說明，辛彥之一直在禮學和經(jīng)學的范圍內(nèi)任職，可謂得其所用。此后辛彥之先后曾任國子監(jiān)祭酒、禮部尚書等職，也不出這一范圍。

　　在禮部尚書任上，辛彥之與秘書監(jiān)牛弘兩人聯(lián)手完成國家的新禮修訂。我國古代沒有系統(tǒng)的法律，而是用接近于法的“禮”來規(guī)范社會生活，因此，國家新建時，一般都會修訂本朝新禮。由辛彥之和牛弘二人合作承擔國家新禮制定，實在是比翼雙飛；也說明安定牛氏、狄道辛氏這些老牌大族，其文化傳統(tǒng)明顯要比一般世族子弟為高。

　　陳寅恪先生正是根據(jù)辛、牛二人執(zhí)新禮之牛耳，才得出“公立學校之淪廢，學術(shù)中心移于家族”、“惟此偏隅之地，保存漢代中原之文化學術(shù)……實為吾國文化史之一大業(yè)”的著名結(jié)論的(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》)。他說：“茲擇錄牛弘、辛彥之兩傳事跡較詳者，蓋欲以闡明魏晉以降中國西北隅即河隴地區(qū)在文化學術(shù)史上所具之特殊性質(zhì)。”由此來看，兩位隴籍學者主持新禮制定，確實還有溢出禮制之外的歷史意義。

　　之后辛彥之任隨州、潞州刺史。當時送禮成風，地方官都爭相給京城大員進貢奇珍異寶，只有辛彥之進貢的都是祭祀類東西。對此，楊堅高度贊許：“彥之所貢，稽古之力也�！北砻嫔峡�，楊堅似乎是稱贊辛彥之的博學，其實內(nèi)質(zhì)里，更是在稱贊辛彥之的清廉。對于博學而清高的辛彥之來說，要他帶著貴重禮品去巴結(jié)權(quán)要，他做不出來。

　　辛彥之是隋代的經(jīng)學學者。其著作有《墳典》《六官》《祝文》《禮要》《新禮》《五經(jīng)異義》。這里面，《禮要》估計就是討論禮學的重要問題，《新禮》應該是他與牛弘共同完成制定的《開皇禮》一百卷，其著作權(quán)可能更多屬牛弘。《五經(jīng)異義》應是討論詩、書、禮、易、春秋等不同解釋的專著。

　　(執(zhí)筆：清輝編輯：王麗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