隸書大家平?jīng)隽葫]

　　梁鵠(生卒年、字號不詳)，安定烏氏(今甘肅平?jīng)?人，東漢末、曹魏初年的著名書法家。從其籍貫來看，安定梁氏世為大族，不過因梁冀肇禍，梁氏子弟被屠戮殆盡，由此推理，梁鵠應(yīng)是安定梁氏中很疏遠的分支。梁鵠生平資料十分有限，據(jù)《四體書勢》《書斷》等文獻，我們大致可知，梁鵠自少好書法，他學(xué)書于著名書家?guī)熞斯�；成年后舉孝廉，任郎官。由于漢靈帝看重梁鵠的書法，所以梁鵠得以任職于鴻都門學(xué)。

　　鴻都門學(xué)是漢靈帝在宦官慫恿下設(shè)立的專研文學(xué)、藝術(shù)的高等學(xué)府，它與專講經(jīng)學(xué)的太學(xué)形成鮮明的對照。所以，鴻都門學(xué)也是宦官培養(yǎng)自己人才團隊的政治需要。由此推理，梁鵠憑借其高超的書藝，得到了漢靈帝及其宦官群體的認可。因此，梁鵠后來升任“選部尚書”，其實就是吏部尚書，負責官員選舉。這是一個頗具實權(quán)的職位。

　　梁鵠任選部尚書時，與曹操小有過節(jié)。曹操從郎官擬升任洛陽令，這是當時首都的行政長官，相當重要，可是梁鵠卻壓抑曹操，僅僅委任曹操以洛陽北部尉，這可比洛陽令差多了。董卓之亂后，梁鵠投奔荊州。由于此前曾壓制過曹操，所以當赤壁之戰(zhàn)前曹操打下荊州時，梁鵠便趕緊“自縛詣門”，負荊請罪。好在曹操并沒有給梁鵠穿小鞋，而是大度地委任其“軍假司馬”。這是曹操的屬官，級別不高，六百石而已；但曹操也喜書法并頗有造詣，他看重梁鵠的書法，于是就讓梁鵠在秘書省發(fā)揮其書寫的特長。曹操還把梁鵠的書法作品懸在帳中，或掛在墻壁，心追手摹。也由于曹操的欣賞，所以當時“宮殿題署多是鵠書”(《四體書勢》)。這些都能反映出，梁鵠書法水平之高、影響之大。

　　梁鵠書法出于師宜官，但青出于藍，后來居上。漢末魏晉之際，是中國書法劇變時期。自從秦朝開始的“隸變”，隸書通行，至東漢時，隸書達其最高峰。但隸書書寫緩慢，難以適應(yīng)紛繁復(fù)雜的工作需要，于是，草書便出現(xiàn)了，張芝就是這方面突破、創(chuàng)新的先鋒和典范。梁鵠作為漢靈帝和曹操的御用書家，其獨特之處，就是他能在承襲與創(chuàng)新之間的找到平衡，這使其書法既符合大眾審美，又具有時尚新氣，不像張芝那樣昂首闊步、大刀闊斧地改革。

　　遺憾的是，梁鵠書跡留存不多，即便有，也都存在爭議，如《魯孔子廟碑》(即《孔羨碑》)《公卿將軍上尊號碑》《魏受禪碑》等，其書寫或稱梁鵠，或稱鐘繇。民間還有《大魏肇造》拓片，落款“魏梁鵠”，亦未知其實。不過，梁鵠與漢末“八分書”有一定關(guān)聯(lián)，當可肯定。衛(wèi)恒《四體書勢》：“鵠弟子毛弘教于秘書，今八分皆弘法也。”大致是說，梁鵠弟子王弘是當時通行的“八分隸”的奠基者。由此推理，梁鵠的書法當與八分隸接近。如果《孔羨碑》確系梁鵠所作，那么，梁鵠書法應(yīng)是隸書方正化的代表，蔡邕則是隸書華美化的典范。(執(zhí)筆：清輝編輯：王麗娜)